理鴻法律事務所

台灣本土的律政劇屢屢掀起熱潮，最近「八尺門的辯護人」也異軍突起，榮登影音串流平台收視第一的寶座。劇中飾演公設辯護人的李銘順，以及飾演司法替代役的初孟軒，在討論死刑被告的辯護策略時，提到可以向法院主張應該適用「吳燦基準」，調查被告人格形成的各種因素以及教化可能性，讓刑罰符合比例原則。身兼律師的唐福睿導演在這裡的情節安排，可說是非常貼近刑事訴訟，尤其是死刑辯護的實務做法，但對法律不太熟悉的觀眾，看到這裡可能會先感到一頭霧水。究竟什麼是「吳燦基準」，和死刑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吳燦於 2020 年 4 月至 2023 年 5 月曾擔任最高法院院長，但「吳燦基準」其實是出自他先前仍是最高法院的刑事庭法官時，於 2013 年所主筆的一則判決。

該判決的個案事實，是一位父親殺害妻子及二位未成年子女，被告在一審、二審、更一審至更四審全都被判處死刑。在更四審判處死刑後，被告上訴至最高法院，案件分配由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負責審理，並由吳燦擔任「受命法官」（最高法院審理案件都是由五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，但仍會由其中一名法官主責，該法官即為該案件的受命法官）。

最後，合議庭作成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5251 號刑事判決，判決認為更四審判決被告死刑，理由並不充分。最高法院認為，原判決對於量刑時所應審酌的事由，並沒有逐一論列、說明，因此無從判斷原審量處被告死刑是否已經有妥適、充足的理由，於是將更四審判決撤銷，發回高等法院。

發回後，臺灣高等法院更五審改判被告無期徒刑，最高法院並駁回檢方上訴，全案終於定讞。其實在這次發回之前，最高法院已經四次撤銷發回原本的死刑判決，那這次的發回有什麼特別之處？

在這則由吳燦主筆的判決中，最高法院指出，在選擇是否科處被告死刑時，必須回歸個案，考量被告的具體犯罪情節、所犯的不法及責任的嚴重程度等。尤其刑法第 57 條已經明文規定，在科刑時，應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，並應特別注意該條所列的 10 款事項，作為科刑輕重的標準，包含：​

• 1. 犯罪的動機、目的。
• 2. 犯罪時所受的刺激。
• 3. 犯罪的手段。
• 4. 犯罪行為人的生活狀況。
• 5. 犯罪行為人的品行。
• 6. 犯罪行為人的智識程度。
• 7.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。
• 8.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的程度。
• 9. 犯罪所生的危險或損害。
• 10. 犯罪後的態度。

最高法院指出，死刑是終結人民一切權利的極刑，處刑之後，人民的生命權就不復存在，屬於不得已情形的最終刑罰。因此，死刑必須在符合罪責原則的基礎上，綜合上述 10 款事項等有利與不利的情狀，予以評價，而認為不得已仍必須處以極刑時，才允許法院判處被告死刑。

也就是說，法院仍然要考量有無足以迴避死刑適用、被告復歸社會的更生可能性。因此，法院在量處死刑的案件，對於刑法第 57 條所列舉的之 10 款事由，必須逐一檢視、審酌，以類似「盤點存貨」的謹密思維，具實、詳細清點，若盤點後仍認為沒有死刑以外的其他可能性，才能量處死刑。而在以「教化可能性」作為死刑量刑重要的待證事實時，就必須依法檢驗、證明被告是否有教化可能性，以確定最終是否選擇適用死刑。

由於死刑判決攸關被告的生命權是否應被剝奪，因此最高法院也於 2012 年發布新聞稿，表示針對二審宣告死刑的案件，到了最高法院，一律都要開庭，針對量刑進行言詞辯論，讓檢察官、被告辯護人，針對與量刑範圍有關的事項互為辯論，再由合議庭斟酌被害人家屬的意見，選擇最妥當的刑度，以示慎重，並達到罪刑相當的目的。因此，劇中的最高法院合議庭，未經開庭就作成判決，才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。

死刑在台灣一直都是很複雜的問題，每當有重大社會案件出現，正反方的對立就會再次被激化。無論是支持或反對死刑，都是個人的立場以及價值判斷，應該予以尊重。但許多時候，是否應判死刑，其實並不是如此黑白分明，如果心中曾有一絲疑慮的話，可以試試看當下次又發生矚目案件時，不要先被媒體標題帶風向，多花一些時間深入了解個案，甚至是嘗試閱讀法院的新聞稿或判決書，很可能就會有不同以往的思考喔！